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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中国人史纲(下)》    作者:郑德明   发表于 2017/7/7 12:52:02

在白话国史著述里,一直有着截然相反的两种态度:一种是极力赞扬的,如宣扬中国文明的灿烂、伟大等的书,这是接续了宋以后的儒家文化史观、精英史观;一种是极力否定的,认为中国历史充满了杀戮、肮脏、苦难,这是一种黑暗史观、专制史观。柏杨的《中国人史纲》虽属于后者,但仍堪称独特。这是一部在监狱里写成的史书。

    这个看过地狱的人讲历史,跟学者在书斋里的讲史自然不同,对个人生存的高度重视,使他对以往的统治者充满了蔑视———站在现代文明的立场上,帝王将相不过是人渣而已,是心智可笑可怜亦极可恨的罪人。书中有大量这样的句子:“石勒从他母亲身旁被捕去时,只二十一岁,千年以后我们仍可听到那衣不蔽体的老妇人绝望的哭声,她没有地方申诉,因为犯罪的就是合法的朝廷。”

    柏杨的力量在于,他既有《资治通鉴》这样传统史书的基础,又有自己独特的“文化酱缸”理论。

    他对历史绝不缺乏“温情和敬意”,他称道中国人的文明成就,但更直面中国人的“丑陋”。

    自宋开始,中国的制度、文化成为士大夫们寄生的乐园。这个精英群体称道礼教、名教治国,自己却太没有识见和节操。在濮议事件中,“欧阳修、韩琦都是最顽强的保守派,只不过在父子至情上偶尔流露一点灵性,就立刻受到凶暴的待遇。”在南宋面临亡国之际,“蒙古兵团在毫无抵抗的情形下,进抵临安。宋政府已经瓦解,包括宰相在内的当权官员,以及日夜都在思念忠君爱国的道学家士大夫群,大都逃走。”在大礼议事件中,“卫道之士大为震动,一个个中风狂走,好像到了世界末日。杨廷和的儿子杨慎尤其激烈,他大声疾呼说:国家养士一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以至于后来郭嵩焘给李鸿章写信,仍感叹这个寄生的阶层,他说,中国之大患,在于士大夫没有见识。

    因此,宋明以后的中国灾难,更多地属于文明退化后的报应。就像黄仁宇等史家承认的,在这种文明里,没有人能逃脱,没有人有安全感。人人都有了“行货感”(王小波语),天理、道义撕破了建立在血缘之上的人性之善,于是地缘、家国也显出狰狞。

    当年读柏杨,少年意气,只看到自家文化传统的悲哀,看到先人们的可怜;十多年过后,对历史的解读越来越近于传统文人的感怀,多是不及物、不用时事的空洞想法。

    我们所凭借的思想资源和历史正义仍是匮乏。历史才是中国人的宗教,无论是孔子集大成并侧重于儒家的历史写作,还是司马迁那样倾向于道家的历史写作,都使得个人的言行获得了不朽的意义。但现代的史书写作,少有维护这种中国式的宗教信念。

   

  每一代人都期待新的历史叙述。这种历史写作是要综合他们当代的经验、新的观念、新的材料发现,更重要的,是要融进他们一代人对人性的理解,对人性的评判。这种中国史书传统,是中国人生活的百科全书,这一传统在宋以后中断。宋明大儒用道学、理学来寻求中国人的意义,使得史书成为帝王之流的“家谱”。好在民间仍牢牢地守护着历史的良知、正义,守卫着对历史的信仰,用历史来规定人生的意义。在《三国》、《水浒》一类的书里,中国人一直在施行自己对历史、人生的裁决。

    这种对历史叙述之庄严虔诚,对历史人物的爱恨悲悯,安慰了在罪苦里跋涉的芸芸众生。今天,柏杨、唐德刚、黄仁宇们的努力提供了一个不错的起点,一种不同于教科书、传统史书一类的个性写作,“去年的话属于去年的语言,来年的话等待另外一种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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