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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里的血色生命

书名: 《史记》    作者:陈彬   发表于 2016/12/4 16:41:56

有哲人说:真正的英雄,不是在某个时刻悲壮地死去,而是选择为了一个伟大的目标卑贱地活着!”看到这句震撼心灵的话,我的脑海中猛然浮现出一个刚毅坚卓的影像。那,就是司马迁——那个用血泪浇灌历史这棵参天大树的人。

诚如尼采所言:在一切书写中,我只爱一个人用自己的血泪写下的东西——用血书写吧,你将体验到血泪的精义。由此而观之,《史记》的光芒便是司马迁的生命血色。在《史记》这部煌煌巨著里,司马迁用血色点染出诸多人物的生命——这是一种悲壮得摄人心魄的生命形态。最有代表的,莫过于《刺客列传》和《游侠列传》了。

在《刺客列传》中,司马迁一共记载了五位慷慨英勇的刺客:曹沫勇劫齐桓公,迫使其归还鲁国之地;专诸刺杀吴王僚,以报公子光;豫让自毁形体,谋刺赵襄子,图报智伯;聂政剑刺韩相侠累,以报严仲子;荆轲刺秦王,以报太子丹,最终慷慨赴死。究竟是种什么样的动力,让他们的生命超越对生的渴望和对死的畏惧?

豫让那句掷地有声的话进行了恰如其分的诠释。他说:“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他们都是在黑暗的隧道中摸索前进的孤独者,也只有黑色的孤独者才能担负起刺客这两个冰冷字眼的无限厚重!在那个礼崩乐坏的年代,他们无法通过旧有的法则直上青云,只能寄希望于在芸芸众生中找寻到知己。

在这篇传记里有个情节发人沉思。赵襄子与豫让有这样一番对话———赵襄子说:子不尝事范、中行氏乎?智伯尽灭之,而子不为报仇,而反委质臣于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独何以为之报仇之深也?豫让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至于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对于豫让而言,范、中行氏皆不足以称为知己,唯有智伯,才足以让他义无反顾,以死相报。其实真正的知己可遇而不可求,诸如豫让之流的侠义之士,对知己的终极判断和对知遇之恩的报答,似乎成为了他们全部的哲学思考和践行方向———这就使他们的生命变得深沉宏大而又悲壮。

在聂政刺韩傀之时,司马迁这样叙述:聂政大呼,所击杀者数十人,因自皮面决眼,自屠出肠,遂以死。在这极度血腥的背后,我们看到聂政那种对生死的从容甚至漠视,这种决绝让他超越了单纯的生命本体,而升华到一种生命的形而上的高度。写到此处,我的耳畔似乎响起了荆轲那羽声慷慨的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荆轲早就预料到结果的残酷,因此他呼啸出这句刺秦不得而身死人手的谶语!但他早已将生命付与知己,将血液凝固在长空,用手中匕首的寒光照亮太史公的案牍,使之记录下易水日夜翻涌而出的悲歌……虽然,我并不赞同他们对生命的淡漠,毕竟死生亦大矣。然而从另一个维度思考,肉体的生命对他们而言只是信念的载体,哪怕这种信念使生命消亡也至死不渝。诚如孔子所说: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因此,他们的生命血色便在这种肉体消亡与精神涅槃的转化中显得愈发地鲜红夺目!

如果说刺客那种怒目金刚式的生命态度是出于报答知遇之恩的使命感,那么那些身处闾巷之间的游侠则完全是在自觉生命意识的驱使下不爱其躯,赴士之困厄,而且不矜其能,羞伐其德。游侠就是如此般在乡野之间将侠与义的精神种子播撒开来。

司马迁对游侠充满了热情,我们似乎感受到他内心深处对游侠精神的深切呼唤。在《太史公自序》中,他如此写道:求人于厄,振人以赡,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言,义者有取焉。司马迁在这篇传记中记载了以郭解为代表的乡间游侠的生平事迹,扶危济困,信义昭然是他们精神的共通之处。朱家阴脱季布将军之厄,及布尊贵,终身不见的高风,郭解救济狷介穷途之士的游侠高义都在太史公内心深处产生了共鸣。

联系太史公所遭受的莫大苦难,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他这种对游侠精神的深切呼唤。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写道: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肯为一言。身非木石,独与法吏为伍,深幽囹圄之中,谁可告诉者?这位刑余之人的双手穿透森严壁垒触摸到人性的边缘,将写满世态炎凉、人情冷暖的众生万象定格在这封使千百万人在千百万年间都为之恻然的书信里。平心而论,即使当时有诸如郭解之类的游侠也未必能解司马迁的困厄,但对于他的精神却具有极大的慰藉作用。

诸如刺客游侠之类的词语,在司马迁的笔下早已超出了它们原有的语义范畴,进而构成了一种属于宇宙、属于人生的生命宗教,成为了一种精神与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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